看《书虫》有感

文/黄燎宇  来源：文景

    两百年前，法国才女斯太尔夫人在大施雷格尔的陪同下周游德意志大地，广交文化名流。回国之后她撰写了著名的《论德国》，称赞德意土地盛产“诗人和哲人”，德国人此便头顶“诗人和哲人”的桂冠。今天，说起德国，读书人首先想到的不是汽车足球啤酒，不是那绵延不断的日耳曼森林，不是来自德意志的森林和田野的形形色色、个头不一的名犬，也不是让人热泪盈眶、匍匐在地的德国音乐，而是众多的哲人和诗人，浮现在我们眼前的德国人，也多半是沉思状，知识状。但为人知的是，一个名叫卡尔·施皮茨韦格（Carl Spitzweg）的德国画家，给这个出诗人和哲人的民族画了一幅不朽的肖像：《书虫》。

    卡尔·施皮韦格（1808－1885）是十九世纪著名的风俗画画家。他凭借其敏锐的目光和传神的画笔，勾勒出一系列发人深省、令人啼笑皆非的知识呆子形象。《书虫》（Derücherwurm），《穷诗人》（Der arme Poet）和《仙掌爱好者》（DerKaktusliebhaber）是他最有名的三幅作品，在德国几乎家喻户晓。我尤其喜欢《书虫》，所以特地买了一张印刷复制品装裱起来挂到阳台的墙壁上，时不时地抬眼望望，再低头想想，想一会儿看一会儿，再看一会儿再想一会儿……我喜欢这幅画，为它通俗，亲切，幽默，温和，而且让人百感交集，浮想联翩。

    我首先羡慕书虫先生——这是对画中人物的尊称——的读书条件。

书虫先生有丰富的藏书，他的书密密麻麻，层层叠叠，琳琅满目。最让我们啧啧称奇的，那顶天立地、紧贴墙壁的书橱。这种书橱经济而实用，简单而且方便，美观又气派。不要玻璃，不要柜门，只要横竖几块木板就能承载、容纳、展览一墙的书。这一墙的书摆在你面前，你会感觉自己面对着书山书海；你可以远看也可以近看，可以站着看，坐着看，蹲着看，或者像书虫先生那样踩着云梯看这样的书橱当然需要配云梯。踩着这云梯，我们可以上下求索，我们会觉得自己在精神宇宙翱翔、穿梭，仿佛可上九天揽月，可下五洋捉鳖……《书虫》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，它对书橱的刻画就很现实主义。因为至少在印刷术发明之后，德学者的书房都是这样的景观。这在二十一世纪也没有任何改变。到德国教授家里做客的中国人，十有八九都要羡慕人家有这种直达天花板的开式书橱，十有八九要对这种藏书墙朝思暮想。但是我们很难实现这一梦想：我们一般没有这么宽敞的书房；有了这么宽敞的书房，我们也不敢对层高抱奢望；即便有了面积和层高，我们还是不敢贸然打造这种顶天立地的开放式书橱，因为我们生活在干旱少雨、黄尘漫漫的中国方，我们不可能隔三差五地抽出一本又一本的书来拍，来扫，来吹。所以，我们只好望“墙”兴叹。

    其次我很敬佩书虫先生的执著和超脱。书虫先生对书本、对知识如饥似渴。他左手拿着一本书在读，而且读得全神贯注，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右手也拿一本翻开的书，腋下和胯下再分别夹上一本大部头。他对四本厚书的重量，对于同时读书、端书、夹书给自己带来的紧张和难受浑然不觉。同样值注意的是，书虫先生的双脚并未触地，而是脚踩着云梯。这正是这部现实主义画作的寓意所在：书虫先生是超凡脱俗的，书虫先生是不食人间烟火的，他的志向是高远的，飘渺的，纯洁的。难怪书橱的上方赫然写着Metaphysik（形而上学）。形而上学既是对书本内容，也是对书虫先生的追求的高度概括我认为，读书人都应该像书虫先生这样执著，这样超脱。

    但我同时也感觉书虫先生不仅是一位迂腐透顶、憨态可掬的滑稽人物，而且是一个悲剧人物。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双的悲剧：学者的悲剧和德意志民族的悲剧。所谓学者的悲剧，就是学者异化的悲剧，就是知识脱离人生或者说知识害人的悲剧。在德国，学者悲剧始于该国作为文化大国崛起之时，也就是十八世纪后期；当康德和歌德带领德国人步入文化辉煌的时候，德国的文化人也纷纷意识到造这种辉煌所付出的代价，控诉学者悲剧的声音便不绝于耳。赫尔德抱怨自己“满肚子墨水”，抱怨自己是“装满道听途说的艺术和半生不熟的科学知识的词典”，是“塞满无用的纸张和书本的书柜”；德意识到“一切的理论是灰色的，灿烂的生命之树是常青的”，所以他把皓首穷经的浮士德引出书斋，让他去拥抱自然、拥抱女人、拥抱生活；席勒则把他时代称为“洒满墨水的世纪”。十八世纪后期的狂飚突进运动，其实就是一场反书斋学者、反书呆子运动，也就是反对学者异化的运动。不过，狂飙突进青年发出的“回归自然”的呐喊并没有四处得到回响，蛰居书斋而又执迷不悟者大有人在。毕生潜心研究天上的星星和心中的道德的康德，直到死也没觉得自己的活哪点悲哀。康德之后的许多德国学者也深信德国就是纯粹的精神王国，德国人只需要书本革命和思想革命。所以施雷格尔理直气壮地宣布“法国大革命、费希特的《知识学》和歌德的《威廉·迈斯特》是最伟大的时代潮流”。他补充说：“谁要反对将这三者相提并论，谁要觉得无声无息和没有物质形态的革命不够重要，谁就尚未站到高瞻远瞩的人类历史高度。”施雷格尔后面又有人声称：“英国人称霸海洋，法国人称霸大陆，我们德国人称霸天空！”这话听着吓人，其实一点不可怕，为说话的不是戈林元帅，而是十九世纪初的德国知识青年。他们脑子里想的不是空军或者说轰炸机——那个时代还没有飞机，他们只想到他们的思想，他们的世界精神，他们的形而上学等等。进入十九世以后，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发现书呆子害人又害己，发现学者悲剧既是个人的不幸，也是民族的不幸。当时的评霸主沃尔夫冈·门策尔（1798－1873）就告诫其同胞：“我们变成了一个只会书写的民族，我们可以用一只鹅来替换国徽上的双鹰图案”（普鲁士的国徽是双鹰图案）；门策尔的对手路德维希·伯尔讷则讥讽德国人是让思捆住手脚的哈姆莱特，他调侃道：“其实《哈姆莱特》的作者可以是德国人……德国人只消忠实地描绘自己的形象，哈姆莱特便油然而生。”无独有偶，尼采也认为哈姆莱特的悲剧表现为认识扼杀行动，只不过尼采不是对德意志祖国患有相思病的犹太人伯尔讷，所以他没有把目光锁定在德国，而是放眼世界，用犀利的目光审视每一个和书本打交道的人。而他最仇恨、最蔑视的，就是苏格拉底的精神后裔，就“理论者”，就是“学者”。在他这里，学者就等于书斋学者就等于书呆子。这个蛰居书房，从未被美酒、美女和美妙的歌声缠绕的标准学者，却对学者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挖苦和抨击，他甚至把学者跟天才、跟一切有创造力的人物对立起来——尼采的所作所为再次证自我仇恨是最最可怕的仇恨。颇有讽刺意味的是，这位生前不遗余力攻击学者文化的哲学家，死后却促成了德国军队的学者化！据说，奔赴一战前线的德国士兵每个人的背包中都放着一本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每到西线无战事的时候，士兵们就打开背包，坐在战壕里静悄悄地阅读尼采。同样耐人寻味的是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，尼采的精神弟子托马斯·曼对其思想和命运进行了总结。托马斯·曼一面斩断尼采与纳粹思想和纳粹政权的关系、一面又让尼采的命运跟德意志民族的命运交相辉映，同时把尼采的思想悲剧归咎于书呆子气，归咎于书斋学者不谙世事，不懂人之常情、以致“把恶浪漫化”。形象地说，尼采思考问题的时候有脚踏实地，而是踩着祥云或者跟书虫先生一样踩着云梯……

    在我看来，施皮茨韦格的《书虫》是一则向所有读书人发出的温和而严肃的警告：读书要适可而止，读书人要双脚触地。书虫先生是所有的读书人，包括所有喜欢书买书藏书的人的前车之鉴。 

择优读书法

书太多，好书却难找。如何择优，自有妙法。

一是先看首尾，摸清来势。开头一二页若是提出新问题，或能引人入胜，可读。结尾数段如确有新境，或能出其不意，当细读。

二是倒读。报刊上往往有些补白短文，不足千字，不可错过。言之有物的杂文随笔亦多在刊物之尾。

三是读书时兼用鼻嗅，学《聊斋志异》名篇《司文郎》中的盲和尚，以怪鼻嗅出文章的优劣香臭。闻到味儿不正，便可停。如文中自夸“小有名气”，或毫无必要地反复自称年轻女作家者，可慎读。

四是遇读不懂的书，有多种情况。一是自己学力不足，该书的确高明。二是作者将自己弄不懂的事，用人人不懂的表述方式来“炒卖”，借以吓人。不读它，勿上当。

五是长篇小说未见得章章精彩，回回动人，也杂有平常篇章，甚至有败笔。如果读到理不明、气不顺之处，可暂停，插上书签，跳过去继续读。全书读完后再回头翻阅“暂停”之处。以判定是败笔还是确有高招。

六是重视新人之作。新人在当今环境下能脱颖而出，必具实力，不可忽视。